社会生活纷繁复杂，法律虽然详尽，也难以将其囊括其中。纵然已有明确规定，因执法者认识不一，也容易造成错判漏案。在司法实践中，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界定与处理，一直就是颇为棘手的问题。这不仅因为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外观相似，难以区分，同时由于各执法机关在处理上方式不同，相似的情况结果有时却大相径庭，甚至形成“司法瓶颈”。

　　案例一：盛某系山东省淄博金泉公司经理，2001年1月9日，他代表公司与郭向前签订借款40万元的协议，并向郭出具借款40万元的收据，次日借款给付，但在场经办的金泉公司会计、出纳证实，实际收到借款现金30万元，另10万元由一辆旧桑塔纳轿车抵付。后双方又对购车达成协议，郭遂将车办理了过户手续，但双方因过户费产生纠纷，1月14日，金泉公司退回郭借款30万元。郭分别诉至法院，要求金泉公司归还剩余借款10万元、给付购车款10万元。法院判郭胜诉。金泉公司认为，购车包含在借款之中，购车协议被严重篡改，郭涉嫌合同诈骗，应移交公安机关解决，公安机关以法院已有判决为由，不予立案。

　　案例二：兰某系四川省威远县食品公司职工。2000年10月，他与钟登祥签订购销合同，由钟提供25吨冻肉，兰某提供12吨肉，一并销往上海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钟不但没按合同规定，将25吨肉装上火车，反而将兰的12吨肉卸下火车全部拖走，去向不明。兰某向公安机关报案，公安机关认为属于经济纠纷;兰某诉至法院，法院裁定钟登祥的行为涉嫌犯罪，由原告向公安机关申诉。本案至今悬而未决。

　　记者：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究竟存在哪些区别?

　　杨立新(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)：你提出的这个问题，是一个非常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，从理论上说，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，经济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，似乎界限很清楚，其实两种行为的界限很难划得清楚。在实践中，可以根据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动机、目的、方式、过程、履行合同的准备、保障手段，以及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，等等，进行判断。

　　顾保华(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)：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区别，我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：

　　首先，合同诈骗的行为人是以签订或履行合同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、数额较大，应具有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;而合同纠纷当事人均有履行合同的意愿，但因客观原因或其他情况而未能履行或完全履行，因而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。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，区分二者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具有“非法占有的目的”。实践中，确有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中有欺骗手段，在履行合同中有欺诈行为，但其目的并非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，而是为解决其生产经营中诸如资金短缺、周转困难等，不宜以合同诈骗论处。其次，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待合同履行的态度是不同的。前者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，往往并无履行能力且不实施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，或仅履行少量约定义务，目的是骗取更多的财物;而合同纠纷当事人一般均有一定的履行能力、履行的诚意和积极行为。再次，合同诈骗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财物的处置是不同的。前者经常将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生活中而非生产经营中，甚至进行挥霍，致使财物无法返回，后者则一般将财物用于合同约定事项或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。虽然也存在改变用途的情况，但也不宜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行为。总之，应该针对具体案件，从上述三个方面区分行为性质，综合判定。

　　记者：如果涉嫌诈骗犯罪，一方当事人通过法院获得民事判决，公安机关能否重新立案?

　　杨立新：对一个涉嫌刑事诈骗犯罪的案件进行追究，需要公、检、法三机关共同行使刑事诉讼职责，才能够实现，单单靠一个机关的努力是不行的。如果对一个涉及合同的案件，几个机关的认识不一样，需要协调一致的行动。对一个案件，如果已经得到了法院确定的民事判决，认定为合同纠纷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其他机关有不同看法，坚持要按照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，那是很难的。因为法院对这个案件的判决是确定的，是发生法律效力的，没有经过再审撤销原判的程序，不能阻止其效力的发生。如果一个案件确实是合同诈骗案件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，那一定要经过法院的再审程序审理确定，通过判决改判，然后才能够依照刑事程序进行处理。否则，不能否认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的效力。

　　顾保华：这是一个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。目前法律规定尚不明确。我认为，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均属国家的法律救济手段，其对当事人的权益都予以法律保护，不应存在相互间的矛盾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二条规定：“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纠纷案件，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犯罪嫌疑，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，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。经过审查，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，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……”该规定似乎确立了一种刑事优先的司法审判原则。因此，根据上述规定的精神，一方当事人通过法院获得民事判决是合法有效的。但如果行为人的行为确实触犯刑法，具有社会危害性，则国家惩罚还应施行，公安机关仍可立案侦查。

　　记者：如果执法机关认识不一，甚至出现推诿，实践中应如何解决?

　　杨立新：在实践中，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，有时候影响也很大。我认为要依靠正常的法定程序解决，司法机关还要相互协商，必要时请示上级解决。

　　顾保华：实践中，执法机关相互推诿是不正常的。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，应由具有刑事侦查权的机关进行侦查，由检察机关审查起诉，人民法院进行审判。

　　记者：上述两案当如何解决?检察机关可否有所作为?

　　杨立新：对上述第一个案件，我倾向是一个合同纠纷，是在合同订立之后执行中发生认识上的分歧，也就是对合同的解释上不一致，原告方的主张似乎有问题，因此形成纠纷。诉讼到法院，法院应当依法裁决。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不够准确，可能是因为证据问题。对第二个案件，我倾向于涉嫌合同诈骗。从钟的行为看，就有诈骗的目的，实际的结果也是骗走了兰的12吨猪肉，有犯罪嫌疑。

　　顾保华：关于案例一，如证据确凿，则郭向前的行为涉嫌合同诈骗罪。应由公安机关调查取证，特别是有关以车抵付的证据。检察机关可督促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并协助其侦查活动。关于案例二，此案须查明钟登祥是否携冻肉逃跑或隐匿，是否具有非法占有12吨冻肉的目的。应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，由其立案审查。

　　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行使职权。例如，法院对合同案件适用法律有错误，将涉嫌合同诈骗的案件当做合同纠纷处理，可以依法抗诉，再审撤销原判之后，依照刑事程序处理。如果公安机关该立案不立案，检察机关可以依法进行监督。